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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继续范仲淹

点击次数：12504次宣布时间：2018/7/19

　　为人苦奋为官廉俭

　　范仲淹两岁丧父，孤儿寡母生活难以为继，其母只好再醮朱氏。幼年的范仲淹就备尝人生的艰辛，但因此也磨炼了他的意志。他穷则愈奋，发奋苦读，终于叩开科考之门，后又去应天书院苦读4年，每日三餐以凝粥为食，但学问却勇猛精进，为日后成为千古名臣砥励了品格，打下了学识基本。

　　如果说范仲淹童年、少年备尝艰辛实属人生无奈，但他登第出仕后仍过着清苦的生活，则是儒家士人修身的自觉。纵观范仲淹从政生涯，其廉洁高尚、敢于继续，可谓行为世范、高山仰止。

　　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科举登第后步入仕途。最初在安徽的广德县任司理参军，即相当于现今的县法院审判员。他为人耿介，常抱着档册与郡守进行辩说，且将争论的内容纪录在板壁上，以至他离任时，板壁已再写不下字了。司理参军之职只是最底层的公务员，薪酬微薄，其时范仲淹的全部家当就是一匹马，因囊中羞涩，以至他回家接母伺候不得不卖掉此马以换取盘缠，而徒步回抵家乡。

　　范仲淹以廉俭治家甚严，要求子孙秉持简约家风，其“子孙皆守其家法”。史载，范仲淹母亲在时家里还很贫穷，其后虽然出仕兴旺了，但他廉俭之风稳定，若家里没来客人，餐桌上很少见肉，妻子子女的日常用度仅能维持即可。俗话说，家严出孝子。范仲淹严谨的家风修养了范家子孙的节操，范家后人亦多以忠孝处世。

　　范仲淹曾在《上资政晏侍郎书》中流露心迹：自己虽然官小禄微，但一年的俸禄也有三十万钱，黎民种田一亩方收获一斛，一斛所售不过三百钱。按此推算，则农民种田千亩才有三十万的收入。如果遇上收成欠好的年份，那么自己的俸禄用度相当于黎民耕作二千亩的收成。耕作二千亩田地，要花费几多人力物力，凝结了农民几多血汗。若自己还不为国为民尽心尽力，餍饫终日，那就成了“天之螟”“民之螣”了。范仲淹对天地及黎民�；尘次分�，知廉知耻之心可昭日月，殊为难得。

　　范仲淹晚年任杭州知州，其时许多朝中退休官员以及文人高士在西京洛阳筑宅安家，颐养天年。他在杭州的门生们亦劝其到洛阳建宅安家，以娱天年，但他皆一一谢绝。据《言行录》载，范仲淹入仕凡38年，官居参知政事（副宰相），一直坚持廉俭之风，未增加一名仆役。

　　先忧后乐敢于继续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体现了范仲淹为官从政的强烈继续意识。

　　天圣四年（1026年），范仲淹于泰州西任溪盐官，此地濒临大海，常有海潮淹没田地之灾。范仲淹致信知州张伦，建议修筑坝堰以防海潮，张伦阅信欣慰——不想下属中有如此体贴地方建设的人才，欣然接纳范仲淹之议，并调任他任知县，卖力筑坝修堰事宜。范仲淹受命不敢懈怠，迅速组织民力物力筑修捍海堰，结果消除了海潮之患，使大宗土地成为沃田沃土，受益黎民甚众。

　　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由睦州调任苏州，他新任职时，适逢洪水漫溢，庄稼颗粒无收。范仲淹一边开仓赈灾，救济难民，一边迅速组织人力疏通河流，兴修水利，以彻底根除水患。在他的精心治理下，苏州遂成鱼米之乡、人寿年丰之地。无论范仲淹到什么地方任职，他都很是重视农业生产，兴修水利，培养人才。关注民生痛苦、为民办实事，成为他从政生涯的鲜明特色。

　　如果说一位官员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政绩，那是并不难的事，在政界上最难的事，是自己的顶头上司犯有严重不正之风而去犯颜直谏。因为前者不但没有政治危害并且还会得好的名声，后者则有直接的危害结果。但范仲淹掉臂政界险恶，曾三次犯颜直谏，因而三次遭受贬谪。

　　天圣七年（1029年），天子欲率百官为刘太后祝寿，面对如此有违国体的行为，不少大臣私下颇有微词，但没人能站出来劝谏。秉性正直的范仲淹挺身而出，他直接上疏到刘太后那里，并指出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理”，意谓天子孝敬太后可以在内宫率宗族行孝亲之礼，但若率百官在朝堂之上行礼，则有损国体皇威。范仲淹还在上疏中要求太后还政于仁宗。范仲淹此举，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结果，刘太后盛怒之下，将范仲淹逐出京师，发配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任通判。范仲淹此举，就连举荐他在京任职的晏殊也不睬解，责之有沽名钓誉之嫌，行为有失轻率。范仲淹未便顶撞恩师，回了一封言辞委婉的信诉说原由：如果身为命官眼见朝廷出错都不敢劝谏，就对不起那份俸禄，也对不起江山社稷；如果各人都放任不正之风，则国何以为堪？标明自己不肯做明哲保身的太平官。纵然范仲淹被外放边远江湖，他仍然时时时上疏朝廷提出自己的一些利国利民的政见，由此可见其拳拳的报国之心。

　　不久，刘太后去世，范仲淹以其正直的名声获得朝野尊重，很快被皇上召回任专门规谏朝政的右司谏。其时宫中爆发了因后妃争宠而导致郭后误伤帝颈事件，仁宗恼怒，加之权相吕夷简进谗，便决定废后。范仲淹认为，郭后并无过错，皇上痛爱的妃子人品还不如郭后，废后不但有违朝廷先例，更担心由此引起朝纲杂乱，于是范仲淹上疏阻止仁宗废后。其结果是惹恼龙颜的范仲淹被外放睦州（今浙江桐庐）任知州。

　　景祐二年（1035年），范仲淹再次回调京师，任礼部员外天章阁待制。范仲淹对朝廷选人用人相当关注，其时权相吕夷简用人严重失当，吕怕生性耿直的范仲淹弹劾自己，便使计将其调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以沉重的公务转移其视线。而范仲淹不但将开封府治理得井然有序，并且抽闲将吕夷简用人不当以百官图的形式供天子预览。恼羞成怒的吕夷简则先下手为强，告范仲淹越职议事、挑拨帝相关系，并结朋党。这时朝中许多正直的大臣起来声援范仲淹，却正好中了吕夷简污其“结党”的圈套�Ｌ熳佑惺兔�，而吕夷简生性奸滑，这样，范仲淹被第三次外调京师，去饶州任知州（今江西波阳），一年后又调润州任知州（今江苏镇江），后又去越州（今浙江绍兴）到差。但范仲淹每到一地，不是兴农桑，即是修水利，或办学校树人才，丝绝不见其处江湖之远的诉苦情绪。

　　救国危难治军有方

　　范仲淹敢于继续的精神不特体现在每到一地为官做出斐然政绩，面对不正之风哪怕是当朝太后、皇上、宰相之不正敢于斗争。更殊为难得的是，当国家处于危难之际、生死之秋，他敢于挺身而出，发挥中流砥柱作用。

　　北宋真宗时期，盘踞在甘肃、宁夏一带的西夏国常威胁北宋边庭，其时西北疆域急急，陕西安慰使韩琦向朝廷请求调范仲淹协助防敌，范仲淹遂由越州调任陕西经略安慰招讨副使。范仲淹来到陕西，经实地探察，认为西夏乃游牧民族为主，强于行动之迅捷，而我方的御敌之接应接纳以静制动的方略。但韩琦不以为然，决意以五路进讨，结果损兵折将，也由此证明范仲淹军事韬略的高明。

　　这时朝廷恢复了范仲淹天章阁待制的官阶，范仲淹同时担当永兴军兼延州（今延安）知州。范仲淹整军经武，裁汰老弱，起用能者，甚至大胆起用曾犯过过失但有能力的人。他认为现在边庭局势紧张，人才是最名贵的财产，如果“有过”而弃之不必，则“有过”之人便会走向自己的对立面，正所谓“兽穷则变，人穷则诈”。陕西在范仲淹、韩琦的苦心经营下，尚武之风兴起，武备充分，西夏统治者慑于范仲淹威名，数年不敢轻举妄动。

　　往事已千年，但范仲淹一身正气、清正廉明及敢于继续的儒家知识分子风范，对我们今天的从政者如何做一个公正正派的好干部，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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