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机关的高级官员(以下简称高官)是治党治国的中坚力量，其中绝大大都人扎实贯彻执政为民宗旨，积极落实科学生长观，勤政廉政恪守职业品德，以身作则起到了模范作用。同时须认可，高官中也保存种种过失思想行为，特别是糜烂现象时有爆发，说明对身处治国理政要害岗位的高官进行监督十分须要。可是，对高官的监督却是薄弱环节，如果高官照旧“一把手”，则监督难度更大，以致糜烂分子都有体会。例如糜烂分子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被执行死刑前曾哀叹，“假如江西的新闻媒体能够像美国记者曝光克林顿那样，敢于报道我的绯闻，我不至于落到死刑的田地”;再如犯受贿罪的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在后悔中说：高级干部本应成为被监督的重点，但从这几年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来看，不但未成为重点，往往酿成了薄弱点，甚至是盲点，下级不敢监督，同级欠好监督，上级难以监督。
我们已经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等一系列相关制度，可是提高制度的实效性，完善和落实对高官的监督，另有许多须要的事情。其中包括必须纠正一个认识误区，即迷信高官人品一定优秀，自律一定严格，决策一定正确。保存这种认识，虽然有党与政府公信力及绝大部分高官素质较高的因素，也不排除有公民意识缺乏和高官普遍与民众距离较远，对高官正面宣传多，批评质疑少，左右了社会认知的因素。应该明确，对高官迷信是凭据官员级别，判断泛起过失或糜烂可能性的思维，实质上不离变相的官本位意识，理论上缺乏正当性，事实上缺乏真实性，实践上缺乏合理性。任何人，无论是体制内的上级、同级或下级，照旧体制外其他公民，都不应迷信高官的自律能力，低估高官滥权的可能性，必须清醒、理性、务实地认识监督高官问题。理由如下：
从历史看。在我们党的革命斗争史中，党的高级领导人经受不住考验而叛变，时有爆发。解放战争时期，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副书记冉益智，被仇人抓捕后都马上成为叛徒，出卖了组织和大宗同志。有鉴于此，被仇人关押在重庆“白公馆”的革命先烈，对党组织提出了“狱中八条意见”，其中就有“注意避免高级领导成员的腐化”、“对上级领导也不要迷信”、“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生活作风问题”等内容。在新中国建立后，“意见”的现实意义丝绝不减，因为党内依然还保存高官腐化变质的问题，刘青山张子善就是典范。至于在上个世纪十年内乱中，一些高官胡作非为、犯下祸国殃民严重罪行的历史教训更不应忘记。
从现实看。目今糜烂现象多发高发，其中高官糜烂也让人触目惊心。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历年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做事情报告等资料大概统计，新世纪以来，涉及职务犯法的省部级高官达70余人，涉案数额最高达上亿元。同时，许多贪官可以恒久隐藏潜伏。曾有媒体剖析，1991年至2004年审判后经媒体果真的200个典范糜烂官员案例中，60%的贪官潜伏期都在5年以上。黑龙江省政协原主席韩桂芝，卖官历史达10余年;广东省韶关市公安局原局长叶树养，贪腐时间长达20年。糜烂分子在被查处前，都给人以正面的形象，所以边腐边升的现象较为普遍。迷信高官，既倒运于公务人员步队建设，纠正不良倾向，也容易对处于糜烂潜伏期中晋升高位的糜烂分子爆发麻痹。
从纪律看。“权力导致糜烂，绝对权力导致绝对糜烂”，即没有制约和监督的权力，势必会被滥用，是一个客观纪律。对客观纪律不可只从理论上做笼统肯定，不应回避具体问题和具体工具。破除迷信，对权力也会腐化高官形成糜烂的可能性坚持警觉，是求真务实，认识和尊重客观纪律的体现。有此基础，方可找出和适用有效要领，抑止不正之风和消极糜烂现象。
从人性看。高官不是完人，对过失和糜烂没有天生的免疫力，他们同样有怕艰苦爱享受的人性弱点，在面临利益诱惑时，心灵同样会沾染污秽，心理同样会希图侥幸，行为同样会违法违纪。在一些高官中差别水平保存权要主义、迷恋特权、作风犷悍、政绩至上、事情漂浮、乐于折腾等不良倾向的事实，也说明了这点。一个人之所以能够坚持清正廉洁，取决于品德修养的水平，而非事情年限、经验、能力乃至级别，年轻的雷锋虽然在后者与高官无法相比，但品德修养水平与糜烂高官却有霄壤之别，是所有高官学习的模范�？杉�，就品德修养而言，高官并纷歧定具有优势。
从制度看。列宁说：“把希望寄托于人的优秀品质上，这在政治上是不严肃的。”用制度约束监督权力，才华“把权力关在笼子里”，使权力只能为民所用。只有从英国学者大卫嗐休谟提出的“无赖原则”，即谁都有做坏事的可能性出发制定制度，并笼罩和落实到所有掌权者，包括每一名高官，才华使制度真正发挥作用而制止形式化、口号化弊病。如果抱有迷信高官的心理，制度设置就不会完善，执行就不会严格，民主监督就会形成对下差池上，而破坏监督制度的完整性、全面性、普适性和严肃性。
看法是行为的先导，为实现对权力的有效监督，提高党风廉政建设水平，应该树立以下看法。
监督是人民的宪法权利。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员是社会公仆，双方的主仆关系永远不可改变，主人对公仆坚持警惕，实施严格的监督，是不可剥夺的宪法权利。因为权力是人民付与，高官的权重影响大，能否正确行使，关涉人民福祉，人民虽然不可不闻不问。官员岂论级别多高、能力多强、政绩多大，都不可享有凌驾人民之上、不受约束和监督的特权。一个实行民主法治，追求公正正义的社会，不应有引导或勉励迷信高官的舆论市场，更不应任用宣扬并享受这种迷信的官员。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必须解放思想，挣脱迷信高官的思维，树立和强化下列公民意识：在监督制度面前任何官员都没有例外，任何组织或个人都没有逾越宪法和执法的特权，约束和监督权力，既是维护公民利益的需要，也是公民的绝对权利。
监督有利于维护权威。《党章》划定：“要包管党的领导人的运动处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同时维护一切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领导人的威信”，可见破除迷信高官意识增强监督与维护领导者权威，二者目标一致没有矛盾。权威不是人封的，需通过高质量事情取信于民而赢得，如果没有监督，促使领导者革新事情，避免失误、过失乃至腐化，就无法包管事情质量高效果好。增强对高官行使权力的约束和监督，避免泛起滥用权力侵监犯民利益的过失或糜烂行为，可以包管执政运动坚持为民、清廉和公正，只会增强而不会削弱领导者的权威。
监督才体现真正的尊重。我们要建设人们相互尊重，稳定有序的和谐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基于人格平等和支持为民执政维护社会秩序的认识，尊重高官正当和须要。但真正的尊重是平等看待高官，认真履行宪法、执法和品德义务，支持、听从依法正当实施的公务运动，充分行使正当权利，资助官员正确行使职权制止出错甚至犯法。相反，迷信高官放弃监督，任由高官自行其是，则既损害了公民的尊严和正当权利，也扭曲了高官应有的形象，与尊重无关而是不卖力任。
监督是对自律的支持。监督制度的他律和自律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他律的制度需要自律给予完善和落实，但也是对自律的支持和包管，二者不可偏废。从普遍纪律看，有监督则自律强，只靠自律则自律亡，强调自律不即是可以轻视他律，强化他律，并不否定自律的意义，所以，对严格自律的高官也不可松开制度监督。高官是民众人物，为有效监督，必须限制高官的隐私权，增加信息透明度去除神秘化，缩小官民距离。社会各界民众人物的隐私权被限制，而高官却可以特殊，不但显失公正，并且破坏官民关系和制约监督权力的制度，自然倒运于自律。
综上，为增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糜烂斗争不绝取得新效果，全社会都应该明确监督力度不可受官员级别所限，从而建立、完善和落实管用的制度，包管公民的知情权、加入权、表达权、监督权，使监督高官成为实然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