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索贿受贿1.45亿元、贪污5359万余元、违规退另有关公司土地出让金7170万余元的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与受贿1.08亿余元的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两人于同天上午被执行死刑。
今年是执政74年的苏共亡党二十年祭。前苏联部长集会主席尼·雷日科夫曾引用过的一句名言：“权力应当成为一种担负。当它是担负时就会稳如泰山，而当权力酿成一种乐趣时，那么一切也就完了。”
新中国建立五年时(1954年春)，打江山的陈毅元帅，出于对权力的感悟，曾写有一首感事述怀诗《七古·手莫伸》。诗中指出了权力所一定带来的三大利益：即“威严、美色、推戴”。我以为，如果陈毅元帅面临市场经济条件，他还会加上“钱财”这一大利益。许迈永就因为“钱多、房多、情妇多”被民众戏称为“许三多”。
9月6日，《检察日报》刊发了许迈永2009年写就的悔悟信《“对一次一次举报，我都保存严重的侥幸心理”》。许迈永认为，自己之所以走上贪腐之路，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心存权变钱的思想。随着“权力越来越大”，许与自己的商人朋友“越比心态越不平衡”，他认为“虽然职位、职务、荣誉不可传承，但金钱、资产、物品可以继续”，“因而，金钱第一的思想在我的头脑里越来越深。”二是侥幸的心理：“我总以为朋友靠得住，并心存侥幸地认为，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不会有问题，纵然出了事，组织上查，也会有人替我挡一下。”三是法制看法不强：“执法意识冷淡，政策界限模糊，不可明辨是非。”
其实，许迈永列举的三条主要原因，与许多贪官的后悔很是相似。应当说，带有共性。可是前两条是真原因，后一条是假理由。
权能变钱，古往今来险些无人不晓;心存侥幸，历来贪官都作如此之想。许迈永既非圣贤，加之“从小穷怕了”，只要有条件，权力变现，自然成为那些由厌腐、恨腐、反糜烂，生长为思腐、羡腐、搞糜烂者的虽然选项。
市场经济推行等价交换的原则。同时，为避免权力与钱财进行等价交换，市场经济又是法治经济。而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基本上是人为的历程，而非自发的历程。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远大于市场“无形之手”的作用。权力的含金量，在体制转轨、社会转型历程中，呈几何级数增长。而我们一些地方单位的政治体制革新，又严重滞后于经济体制革新。
32年的糜烂与反糜烂实践证明：这种“一手硬、一手软”的不协调状态，这种“一腿长、一腿短”的差别步状态，就是政治体制革新与经济体制革新不适应、不配套所拉开的漏洞，就是糜烂行为不绝滋生蔓延的土壤条件，就是糜烂案件易发多发的生存空间。
于是，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的含金量迅速攀升;另一方面，对权力的制约(还谈不上制衡)却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市场条件下的一些权力之虎，很快觉察到计划条件之笼的软弱。于是，一些心有不甘的掌权者，便开始以身试法;于是，一些胆大妄为的掌权者，甚至敢于铤而走险!
1980年代初，我们拿广东海丰县原县委书记王仲、副书记叶妈坎开刀。进入21世纪，我们一连杀了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河南省原副省长吕德彬、第一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治理局原局长郑筱萸、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段义和等6名省部级糜烂高官!我们反腐的态度不可谓不坚决，处理不可谓不严厉，但权钱交易仍在滋生蔓延!
原因何在?32年了，我们的反糜烂，太注重查处糜烂的个案，太注重拍打糜烂的苍蝇了;而忽视了加速制度体制机制，特别是权力结构的革新，也即忽视了对每日每时不绝滋生苍蝇的“粪坑”的填埋!于是，卷入糜烂的级别越来越高，金额越来越大，重要岗位的官员也越来越多。
身为副市长的许迈永，不可是杭州市纪委监察局监督的死角，也是杭州新闻媒体监督的禁区，照旧杭州市人大政协监督的空白……于是，失去监督且心存侥幸的许迈永，一旦自律不严,一旦把持不住,必会铸成大错,滑向犯法深渊!于是，上级的委任书，经常与法庭的判决书相连;景物的主席台，往往与落泪的断头台直通。就这样，许迈永轻易地走到了他人生的尽头!
许迈永的所谓“法制看法不强”，不过是他的借口和托词!以他的智商和阅历，他完全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是在违法犯法!不过他太相信他的智商和阅历，他太相信他的所谓铁哥们了，却太不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这句箴言了。
许迈永没有什么家庭配景。他的不绝提拔与他的事情能力强是有关系的。属于搞事情很有一套，搞糜烂也很有一套的“两搞干部”。1980年代后期，这种“两搞干部”就开始泛起，但由于“用品级授职来取代普选制”的干部任命方法未能基础革新，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只有忍看搞事情很有一套的领导干部，如担当过广东、浙江两省的省纪委书记王华元，今年落马的铁道部原部长刘志军等人，成为搞糜烂也很有一套的千古罪人!
就许迈永之死，我们各级领导干部更应当认真思考这样一个简单原理：为什么在权钱交易中，最终受伤害的总是领导干部?
我以为，首先，权钱交易不是一种等价交换。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公器，而非私产。拿民众的而不属于自己的工具，去与别人进行私人的交换，如同给人放牛的娃娃，把别人的牛拿去卖了。这种买卖肯定不是等价交换，而是削价贱卖!
其次，权钱交易不是一种正常交易。权与钱的交易，既不敢进入果真的市场，也不敢让民众加入。只能偷偷摸摸地干，提心吊胆地办，一对一地搞，是最典范的黑市交易、地下交易、违法犯法交易!
第三，权钱交易不是一种平等交易。交易之初，不法分子用他包里的钱，来买你手中的权时，他是孙子，你是大爷!成交后，不需很长时间，你便成了孙子，他便成了大爷!不法分子由此总结出：“先用我包里的钱，来买你手中的权;再用你手中的权，帮我赚更多的钱!”这就是不法分子“暂当孙子无妨，后做大爷应当”的只赚不赔的好生意!
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双重转换”中，外面的世界实在太精彩了!来自外在各方面的诱惑和欲望，远远凌驾了人性自己所具有的自制力。在这外欲大于内制的特准时期，缺少制约制衡的权力，无疑成为一些类似许迈永的人，走向深渊甚至断头台的放大器或加速器。
从这个意义上讲，许迈永之死，既是他个人素质的悲剧，也折射出我们权力结构不科学合理的毛病。
实践证明：问题的庞大性，通常不来自问题自己;而是因为解决问题的要领，远离源点的缘故。2006年1月，胡锦涛总书记在中纪委第六次全体集会上指出：“教育不扎实、制度不完善、监督不得力，是糜烂现象蔓延的重要原因。”结合32年的反糜烂实际，我以为，最要害的是“制度不完善”，特别是权力结构的不完善!
近年来，宁静事故频发，宁静生产举国关注。革新开放32年，从反腐化到反糜烂，透过糜烂案件数字，折射出的是权力宁静隐患，体现出的是权力事故的易发多发，反应出的是权力结构的不科学不对理。
糜烂案件即为权力事故。加大对权力事故责任人的党纪政纪乃至纲纪的追究，无疑是有用并有效的。
然而只反不防，解决不了权力事故。因为纪律管不了纪律!
党的成熟不但体现于思想上、理论上，更体现于制度上。没有党内的制度立异，不可能在党内建立健全科学制度。
糜烂现象的一定性≠易发多发的一定性!
从这个意义上讲，糜烂现象在现阶段呈易发多发的态势，从理论上剖析，是由于现阶段的反糜烂还处于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初级阶段;从实践上看，反糜烂斗争还没有完成由治标向以预防(治本)为主的战略目标转换。
从某种意义上讲，从许迈永案件中还可得出这样一个难以认可却不得不接受的结论：尽管反糜烂的力度不绝加大，可是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沉重。
在反糜烂与糜烂的两种力量较量中，速度是要害。要停止糜烂，不但要通过严肃查处，加大糜烂的本钱，提高其死亡率;并且要以治本为主，减少其出生率。在力度稳定的情况下，糜烂的出生率下降，其死亡率一定上升。而革新党委“议行合一”的领导体制，革新纪检监察体制，就是解决速度问题的重要举措。从这个意义上讲，尽快推进政治体制革新已经时不我待!
革新党委“议行合一”的领导体制和纪检监察体制，并不可等同于反糜烂乐成，然而，体制、机制、制度不革新，反糜烂则肯定不可乐成。
我以为，许迈永案件还从背面让我们明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依赖于党内制度建设水平的提高;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危害能力，取决于党内制度建设的增强;坚持党组织和党员的先进性，得力于党内制度建设的科学性。
总之，党的成熟水平与党内制度建设的完备水平成正比。党组织和党员对制度的自觉遵守水平，永远不会凌驾党内制度建设的正确和严密水平。
恒久以来，我们认为教育是基础，可是制度应该是“皮”，教育则是制度这一载体上的“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实践证明，教育确有先导之功，可是，我们必须以制度作为新的载体，教育才华收到应有的效果。
靠教育——坚持人心态的平衡。更靠监督——坚持力的平衡。基础靠制度——坚持权力架构的平衡。
“苏东波事件”看似偶然，其实不然。当相当多的领导干部，在相当长的执政历程中，把权力看成乐趣来享受，而没有担负的压力和感受，就基本注定了失去监督的绝对权力，将导致绝对糜烂和绝对失败的内在一定。
如果权力只是一种乐趣，掌权者必将权力作为谋取一己之利的私产。许迈永尽享权力乐趣之时，也是他激增权力危害之日!如果依靠制度的力量，让权力成为一种担负，权力将成为宽大领导干部为人民效劳的公器;只有如履薄冰地慎用权力，他们才华全心全力为民用权并能恒久执政。
许迈永案件还可以证明这样一个公式：权力必须来自权利，权力才华真正代表权利;权利必须制衡权力，权力才华真正听从权利;权力必须回归权利，权力才会真正属于权利。
